普惠金融，兼顾“普”与“惠”，目标是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能共享金融发展的成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以金融健康为重要着力点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建设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集中体现政治性与人民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普惠金融已基本解决金融服务“有没有”的问题。新征程上，发展普惠金融要从过去关注“有没有”上升到当前的“好不好”直至未来的“强不强”转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金融服务“质”的提升是关键。目前，一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驱动力不足。普惠金融自上而下的外部约束机制存在明显不足。此种约束机制主要依赖于国家战略、政策法规、行政规制推动。在金融机构不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约束机制得以运行囿于行政权力和考核指标的压力，金融机构主动参与意愿较弱，属于被动、响应性地履行社会责任，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普惠金融客户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普惠金融法治保障体系不完善。自2013年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虽然制定了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系列文件，但未能构筑起完整的法治保障体系。此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普惠金融领域内大量的协商和交易都通过线上完成，涉普惠金融案件往往涉及大量的电子证据。目前金融机构的外部电子数据未能与法院网上办案系统实现直接对接，缺乏适配普惠金融数字化趋势的信息共享互通制度保障，导致对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存在现实难题。

聚焦金融健康，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基本具备。首先，建立了多层次供给市场与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随着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发生显著变化，涌现出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在内的多类型金融服务提供者。它们齐心协力、相互补充，共同为普惠金融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其次，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日益完备。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保障。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致力于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稳健高效的支付体系，推动了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向县域下沉。最后，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广泛融合。数字化技术凭借其通用性、规模性、智能性、保密性等优势，正在加速成为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器。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以网银、嵌入式小程序等为载体，加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新模式。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全面推动小微企业智能风控、涉农普惠信贷、小微企业在线供应链金融、综合普惠金融服务、无障碍金融服务等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

围绕金融健康建设，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面向未来，要进一步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金融健康建设，健全体制机制，不断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质效，锻造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一是体系化构建制度规范基础，提供系统法治保障。我国没有制定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法，主要依靠政策及部门规章调整权利义务关系，整体规范效力层级低，零乱复杂，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为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需求，需将金融健康理念贯彻到现行的立法中，通过系统性规范搭建金融健康基本要求与具体工作、金融健康衡量标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的措施框架，明确各主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二是立足金融健康结果，完善监管规则体系。现行的监管规则体系主要从加强和完善行为监管视角，规范金融机构应建立的普惠金融客户保护机制。立足于金融健康结果的保护模式，监管的重点侧重于金融机构的保护结果。此种基于结果的普惠金融客户保护模式，要求监管部门界定理想结果、运用监管科技、在恰当评估结果的实现情况之后，针对评估结果采取行动，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政策，打造有利于金融健康建设的良好金融生态。三是建立“内外互动”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模式，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升级。内外互动模式需建立政府、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客户利益共同体，其核心是供需对接，确保利益共同体中各方都能从普惠金融业务中获益，持续保持正向反馈。在满足普惠金融客户金融需求的同时，金融机构需帮助其合理管理资产负债，增强金融韧性，实现普惠金融客户金融健康水平与自身经营效益双提升。四是推动监测评估，建立科学的金融健康衡量标准。在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探索建立小微企业、农户、新市民等的金融健康档案，有组织开展金融健康评估诊断工作，为不断完善金融健康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